九江工人运动史展解说词文案（二）

第二篇：光辉历程 使命在心 (1921-1949)

1921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全国各地的工人运动有组织、有目的、有方向，走上了使命在肩的道路，改变了从前工人运动“山寨式”的盲从性。自1923年开始，党团组织相继在九江建立后，集中力量领导工人运动。1924年3月，九江工人运动委员会成立。1924年5月，日清全体码头工人举行罢工，各码头工人闻讯而起，群情激奋举行支援性大罢工，并发表《九江日清码头工人罢工宣言》。

1925年5月，共青团员、九江铁路工人严燕僧，代表江西工人出席在广州召开的全国第二次劳动大会，他返回九江后，传达了大会精神，鼓舞了工人斗志，使九江工人运动得到了快速发展。铁路、码头、邮电、瓷业、店员、缝纫等行业相继成立工会。九江工人阶级的政治觉悟有了很大提高，在工会组织的领导下，开展了一系列新的斗争，工农商各行业掀起更大的反帝反军阀浪潮，工人运动持续高涨。

1925年7月，在国共合作的国民党江西省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来自永修县的张朝燮被选为执行委员，并兼任工人部长，与时任农民部长的方志敏并肩战斗，他们是江西早期工农运动的主要领导人。张朝燮于1927年4月14日牺牲，时年25岁，为共产主义事业和江西工人运动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南浔铁路工会、九江邮务工会、海员工会持续开展罢工和争取权利的斗争。中共江西省委也派省海员工会主席冯任到九江指导海员工运。10月，海员工人、码头工人配合北伐军，炸毁泊在九江江中援助北洋军阀的“江永”轮，有力支援了南浔大决战。11月，九江宣告光复，结束了北洋军阀在九江的统治。12月，九江总工会成立后，继续组织工人罢工争取权利，发动全市工人举行总罢工，并引发收回九江英租界斗争。

1927年1月6日，九江在大校场召开万人反英集会并上街游行示威，声援汉口人民反英斗争收回英租界。同日下午，英国水兵枪伤已罢工一个多月的怡和、太古两码头的工人纠察队员吴宜山等码头工人，制造九江“一·六”惨案（“浔案”）。正在示威的群众怒不可遏，九江地方中共组织和总工会立即组织以码头、瓷业、店员等工人为主体上万人的队伍，高呼“收回英租界”等口号，分四路冲破英帝国主义的武装戒备，冲进英租界，把英国巡捕和水兵赶上英兵舰，一举占领被英国租用60多年的租界。九江英租界，从最初九江民众的占领，到国民革命军的接管，至3月15日最后由武汉国民政府的正式收回。九江成为中国第一个收回租界的城市，充分表明了九江工人反帝反殖民主义的强大决心，由此显示了九江工人阶级的巨大战斗力，这是北伐战争中江西工人阶级反帝斗争史上的伟大壮举。

大革命时期，九江工人斗争和工会组织迅猛发展，一直走在全国工人运动和工会运动前列。1927年3月17日，国民党九江县党部组织青红帮，捣毁推行“三大政策”的国民党九江市党部和市工会及第六军政治部，酿成“三一七”惨案。随后，全市工人举行声援上海反英等多次罢工和示威游行, 召开反蒋大会。1927年5月5日，由九江总工会等联合组成的“九江人民裁判委员会”，在纪念马克思诞生109周年群众大会上，对制造“三一七”事件的反革命分子进行公审。1927年7月下旬，中共中央决定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贺龙、叶挺部队身负重任，作为南昌起义的主要武装力量。当时，九江军事局势微妙，国民党唐生智、朱培德、程潜部已对驻扎在九江的叶挺、贺龙部队形成南北夹击之势，国民党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也已察觉叶挺等部的“异动”，贺、叶部队遂乘火车开赴南昌，做好起义的准备工作。7月25日，贺龙率二十军、叶挺率二十四师乘专列欲抵南昌的军事行动被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第五方面军总指挥朱培德察觉，派人将涂家埠大桥炸毁，企图阻止起义部队抵昌。1927年7月26日晚，奔赴南昌参加起义的贺龙、叶挺的辎重部队乘专列开进涂家埠，发现铁桥被炸，辎重车马无法通过修河。这时，列车前方传来命令:“停止前进，就地休息!”在这紧急时刻，部队一位副官很快找到了时任永修警察局长的赵相禄，他是起义前夕由省民政厅厅长、共产党员张资始派到涂家埠协助中共永修县委书记王环心工作的党内同志。副官告知赵相禄:“我们是铁军，有紧急任务要开到南昌去，请你们帮忙在今晚设法把桥修好，以便队伍通过。”赵相禄一听是贺龙、叶挺部队，立即召集了100 多名铁路工人。南浔线上的铁路工人刚刚经过北伐战争的洗礼，革命觉悟很高。听说大桥被敌人破坏，“铁军”不能通过，个个义愤填膺，连夜赶来抢修。同时，在王环心、赵相禄等同志的组织发动下，涂家埠的铁路工人、锯木工人(居住在永修老城板厂街，多为民国初年建涂家埠大桥时从南昌、进贤来此)及其他各业群众，自带洋镐、斧头、榔头、锯子及其它劳动工具，纷纷赶来抢修铁路大桥。木料不够，有人把自己家中的木料搬来用上；道钉用完了，到各处去搜集。他们不顾疲劳、忘了饥饿，从26日夜晚9点一直干到第二天凌晨4点，经过一整夜紧张的劳动，大桥终于恢复畅通。工人阶级抢修铁路大桥的动人情景，激励着每个战士。黎明时分，涂家埠车站的绿灯亮了，满载着战士的列车，迎着曙光向南飞驰而过。步行的战士们，迈开矫健的步伐，整齐地通过大桥。当部队和辎重车马通过铁桥时，工人们忘记了疲劳，在桥两端和参加起义的战士亲切握手告别，战士们怀着感激之情，向工人们致敬，高呼:“工人阶级万岁!” 工人们掌声雷动，高呼“铁军万岁!”口号声一阵盖过一阵，响彻云霄。起义部队顺利通过大桥，浩浩荡荡地向南昌进发。1927年7月下旬，全国总工会委员长苏兆征到九江工人中为南昌起义进行准备工作。国民党右派便掌控九江后，在全市进行封闭总工会等革命团体，进行大搜捕、大屠杀。九江工人运动遭受重大挫折转入低潮。8月9日，九江市委工人部长、总工会委员长彭江、南浔铁路总工会委员长熊好生、久兴纱厂工会委员长王汝霖等26人以“颠覆政府，响应叛军”的罪名被集体枪杀。

1930年12月成立的湘鄂赣省总工会筹备处，于1931年10月在江西修水上衫圩城隍湾召开湘鄂赣省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正式成立湘鄂赣省赤色总工会，陈桂生任委员长。

在参与抗日救国中，通过成立抗敌后援会、工人救国会等救亡组织和设立慰劳站，开展群众的救亡活动，投入抗日斗争、支援抗日武装、反抗日军的占领。1938年7月下旬，日军侵占离九江仅30千米的湖口县后，九江映庐电灯公司工人，将750匹马力柴油机拆散，用麻袋装好，连夜运往九江城东门外的五里桥秘密埋藏，公司工人全部撤离。1938年年底，九江、星子等地和邻省以工人为主的大批难民涌入遂川参加旨在支持中国抗战、发展战时经济、恢复工业生产的中国工业合作事务所的生产合作社。长期以来，因为永修杨氏弹棉工守诚信、讲道义，抗战初期，南昌大资本家周琴舫接到一批制作抗战棉被军需业务，指定要永修马口杨氏弹棉工制作。抗美援朝时，江西军分区把制作棉被弹花的任务交给了永修杨氏弹棉工完成，一床床雪白柔软的棉絮经由杨氏弹花工日夜加班制作送往朝鲜战场。

1946年至1949年，九江工人阶级积极参与反抗国民党统治、保卫九江的斗争。1947年1月21日，解放军进驻湖北黄梅县后，派九江籍战士秘密返回九江城区，在共产党员兴中纱厂工人何铭等人的支持与协助下，用酒瓶装汽油和炸药，潜进九华门国民党军用弹药库，将弹药库炸毁。解放战争期间，九江及其辖区各地，在未解放前，工农群众以各种不同方式，支持中国共产党的地下活动，码头工人冒着生命危险，掩护路过九江的解放军和军用物资过境。九江的理发、纺织、建筑等行业工人为反对内战，反抗当局的迫害及资本家的残酷剥削，先后举行了多次罢工。1949年，九江城区在国民党败退过程中，映庐水电公司、轮船招商局九江分公司、兴中纱厂等产业和工商单位，为护厂、护港、护产，相继组织起以工人为主体的护厂队、护港队和护产队。九江辖区各地解放后，为支援人民解放军继续南下乘胜追击，解放全中国，九江工人积极投入恢复生产、支援前线的战斗。九江各工会积极支援大军南下，广大职工响应省总工会筹委会团结全体职工“恢复生产、支援前线”的号召，全身心的投入解放全中国的伟大的支前运动。

第三篇：峥嵘岁月 栉风沐雨（1949-1978）

解放战争的胜利，标着着彻底推翻了封建主义、殖民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标志着迎来了一个改造旧中国的崭新阶段，标着着进入了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建设阶段，标着着中国人民由被奴役转为当家作主。新中国成立初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九江工人阶级从革命者转变为建设者，一边在学校、工厂、街道开办夜校开展扫盲运动，一边为恢复经济、建立和巩固新生人民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而忘我工作。仅用三年时间，就取得恢复国民经济和巩固新生人民政权的辉煌。工人阶级以主人翁的姿态和新社会建设者的身份，积极参与政府接管官僚资本企业、稳定物价等各项经济社会变革，参与开展爱国增产节约等各项生产活动，在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中发挥着主力军作用。工人阶级积极参与城市民主改革、推动企业管理民主化，积极参加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取得一系列重大胜利。

从1953年到1956年年底，在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指引下，九江基本完成“一化三改”的任务。九江广大职工积极参加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满腔热情投身工业建设，广泛开展劳动竞赛、合理化建议和群众性技术革新运动，造就了一支爱岗敬业、技术精湛的高技能职工队伍，为九江国民经济快速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一五”计划时期，九江职工的物质生活水平与精神文化生活水平有了明显改善。

自1957年起，九江工人阶级以不折不挠的毅力，积极投身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中。1958年大炼钢铁，掀起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高潮，九江市城区以及各县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创办各类制造业、加工业、服务业等工厂企业，如雨后春笋，遍布九江城乡。同时，广泛深入开展增产节约、技术革新、技术革命运动，以骄人的业绩发挥了主人翁作用，工人阶级的主导地位在这一时期得到明显提高，并积极发展职工教育，职工整体素质得到空前提升，文化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面对不断升级的混乱局面，9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抓革命、促生产》。社论提出：“要以文化大革命为纲，一手抓革命，一手抓生产，保证革命和生产两不误。”9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通知要求工业、农业、交通财贸部门立即加强各级生产业务指挥机构。职工应当坚守岗位，外出串连的必须迅速返回。已经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在党委领导下迅速组成两套班子，一手抓革命，一手抓生产、抓业务。职工的文化革命放在业余时间去搞。未开展文化革命而生产任务较重的单位，文化革命要推迟进行。工矿企业、事业、商业、服务业、科学研究、设计单位，在文化革命中对领导干部的撤换由上级党委主动调整，不主张采取群众“罢官”的方法。从1966年至1976年的十年文革动乱期间，九江工人阶级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以顽强的毅力顶住巨大压力，坚持发展生产，持续为经济建设和科学技术现代化作出卓越贡献。1977年，九江工人阶级走出长达十年文革的阴影，痛定思痛，重振精神，积极投入到伟大历史转折的改革开放中，成为建设九江的一支主力军。从此，改变了九江工业发展进程的历史格局。